武夷山不僅是道教名山，佛教名山，也是儒教（理學）名山。
公元1081年和公元1093年，楊時與游酢先后兩次前往河南洛陽，向理學開山祖師程顥、程頤兄弟拜師求學。當游、楊二人冒雪來到程家時，正逢程頤閉目靜坐于書堂，二人恭敬地侍立在門外靜候，程頤發(fā)覺時，門外已雪深一尺，由此留下了“程門立雪”的千古佳話。游酢、楊時后來長期講學著述于武夷山，使武夷山成為理學南傳的第一驛站，理學在武夷山植根繁衍。
朱熹是程氏兄弟四代弟子，著有《四書集注》、《書集傳》、《詩集傳》等，朱熹認為在超現(xiàn)實、超社會之上存在一種標準，它是人們一切行為的標準，即“天理”。只有去發(fā)現(xiàn)（格物窮理）和遵循天理，才是真、善、美。而破壞這種真、善、美的是“人欲”。因此，他提出“存天理，滅人欲”。
1181年朱熹在武夷山修建“武夷精舍”，廣召門徒，傳播理學。為了幫助人們學習儒家經(jīng)典，他又于儒學經(jīng)典中精心節(jié)選出“四書”（《大學》、《中庸》、《論語》、《孟子》），并刻印發(fā)行。這是教育史上的一件大事。四書影響深遠，后來成為封建教育的教科書，使儒家思想成為全面控制中國封建社會的思想。朱熹的學術(shù)成就和理學名山武夷山聯(lián)系在一起，為萬古傳頌。
朱熹之后，被稱為集宋明理學史上“心學”之大成、創(chuàng)立“陽明學”的王陽明（王守仁）兩度到武夷山。他在山中流連數(shù)月，瞻仰紫陽書院，研讀朱熹著作，留下“山中又遇武夷君”的詩句。王陽明認為正是在武夷山西溪源頭的靈峰下，才初步形成了他的哲學體系。武夷山中歷史上兩度為其建祠堂常年祭祀。
此外，一批理學家相繼在武夷山中、九曲溪畔創(chuàng)建書院，如宋代的蔡沈的南山書堂、元代熊禾的洪源書堂、明代李材的見羅書院等。僅有記載的就達30多處。這些書院奉武夷精舍為圭臬，使武夷山進入文化鼎盛時期，成為一座理學名山，被后人譽為“理學名邦”、“道南理窟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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